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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涵盖41年时间的对话始末

刘向林 艺术商业
2024-08-30





出生于马来西亚的赵峰两岁时就被父亲送去新加坡读书,他父亲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在新加坡接受教育。那时作为一个商人,一个很想生存,但有时又成功不了的商人,赵峰的父亲有商人都会有的各种会议、各种谈判、各种烦心事。赵峰放假时总会回马来西亚去陪着他,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处时光。赵峰的父亲会把自己的烦躁和讨厌都描述出来,完全从成人的角度说给赵峰听,并不关心年幼的赵峰是否能理解一切。赵峰从七八岁开始懂一点事情,一直听到了27岁,而且他确信爸爸是在说给他听,不是在自言自语。
后来赵峰长大了,开始混世界,开始谈恋爱、结婚,成为一个父亲,开始经历他父亲所经历的社会——也许和他父亲的社会有所差别,但其中的是非与烦躁一如既往。赵峰才发觉,如果他的父亲没有跟他说这些事情,他根本不了解他父亲的生活是什么样子,根本不了解他的苦衷在哪里,甚至为什么自己会被送到新加坡读书。所有的原因和背后的逻辑,他听过了,也慢慢都明白了。


赵与林《对话》录制现场


赵峰也不是很清楚,原生家庭的这种经历给他的烙印有多深,当他与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同校同学、之后成为他太太的林惠义确定情侣关系时,交流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“我们19岁开始拍拖,那时我们知道,19岁,还没毕业,还没出来工作,还没看到世界,之后我们的性格是会变,我们的看法是会变,我们的渴望和所有的目标会跟随岁月一起改变。我记得我们很早开始有了一些对话和交谈,在那时因为我要登珠峰训练,出国的次数比她多,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,每次回来都会讲给她听,我看到了什么,我学到了什么。她对我的性格和期望会有一些改变。我觉得很多时候,两个人,不论是爱人,还是父子、伙伴,你背后会有一个期望,就是从此大家不会改变,不用交流,因为大家都了解对方。我觉得这不对,我们活在人世间,每个人接触的人和事都不一样,所以这方面的对话很重要。当我成为一个父亲,我也开始和我的孩子进行对话。”


《贫困线》展览现场


赵峰与林惠义(赵与林)之前《贫困线》的系列作品(补充阅读:一段从初恋持续至今的爱情和一个探究十几年的贫困问题),是在探讨世界某一部分的问题,用历史作为向导,根据历史的现象去探讨现在世界的一些问题。“现在世界在转变,我们发现之前十年的作品无法覆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。”
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大部分存在于双方的对话中,如果对话没有被录制,它就成为一个记忆,“记忆不会永恒,而是会淡化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,我们的对话,对我们本身是有价值的,甚至对我们的孩子,对我们的后代,也变成了一个记载。”
有了这些想法,赵与林开始了自己新作品的创作,这将成为另一个起点、一些他们期望在自己的人生与后代的人生永恒存续的东西。


《贫困线》展览现场




赵与林




AB=《艺术商业》


AB:你们平时交流的时候有观点不合、吵得翻天覆地的时候吗?

林惠义:翻天覆地可能没有,但是观点不合有很多。

AB:碰到这种不合的时候,怎样把这个对话推进下去?之后会有一个理性的结束吗?

林惠义:看是基于什么。如果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理念不一样,两人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分歧,或是我们对局势和信息的了解不一样,这个分歧就是一个表态,但它会不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。

如果只是一种信息的分歧,通过我们互相的分享,再去搜集更多的信息,那就能够再验证一下,也不是谁对谁错,而是事实应该是什么。现在有一些东西也不一定说你真的能够看到事实,但是至少有信息拿出来的话,大家可以谈得比较理性化一些,而不只是靠一种感觉去说。

如果是价值观或者态度的分歧,那我们俩本来就是很不一样的人,有不一样的家庭教育背景,以及我们做事的一些方式也不同。虽然我们能够很好的合作,但是最终我们的性格还是挺不一样的。如果分歧基于这点,我们的立场不一样,或者态度不一样,但至少我能够理解他的原因是什么,他也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,我们要如何做一些共同需要做的事情,或者决定一些会影响到我们俩的东西,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沟通和理解,能够做出最终的决定。

赵峰:其实我们很少吵。你用一个技巧,比如用数字1-10表示吵架的激烈程度,10就是吵到离婚,我觉得我们都是徘徊在3、4左右。确实我们的性格非常不一样,到现在我们认识彼此已经这么多年了,我觉得我们在理念上、教育上,在很多东西上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。但我们不是容忍对方的不同,而是了解对方的不同,这个不同也变成了我们缺点的补充,所以我们还算不错的合作伙伴。

赵与林《对话》录制现场


AB:我觉得关键是不要彼此控制就好,因为大家都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的作品录了12小时吗?


林惠义:语言的对话是12个多小时,整个过程大概有14个小时,因为中间也得看着摄像机的电池电量,上个厕所,我们吃饭也在边吃边谈,吃点方便面、面包、汉堡,喝水也是边谈边喝。


AB:这12个小时的对话是比较随意地推进吗?


赵峰:其实也不是,我们会先列下我们想要谈的话题。


林惠义:我们也不要完全地随性。这个对话有一定的意义,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覆盖到比较重要的一些点,怕当时瞬间就忘了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,就提前列出来。


赵峰:我觉得背后还是有一个刻意性,为什么把它叫作“对话”而不是“谈天”,因为谈天就像是谈天气、谈当时的心情,我觉得我们不要谈这些。为什么是一个对话,对我们来讲是针对一些重要话题进行对谈。因为这是一个录制性的,有些东西我们确实彼此有谈过,同时我们对话的步骤不做彩排,也不做修饰,比如我们已经知道在对话的时候会谈某件事,我们会带着当时41岁活在这个地球这么久的一些知识继续谈,它不是一个彩排性的。


我觉得我们的对话其中一个有趣的点,就是它是一个时间胶囊,锁住了我们41岁当时的看法跟当时的知识,以及当时的成熟性,可是背后也会包含我们的瑕疵和知识的一些漏洞,还有一些看法和文化会有所改变。假如回到31岁,都会觉得2012年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比如在2021年,在美国的BLM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件事,但在10年前,这确实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
所以我的我们在谈东西的时候,我们还是用2021年,刚好我们就是41岁,我们也没得选择,所以我们拿着这些看法、优点跟缺点去表露出我们自己的看法。


赵与林《对话》录制现场


AB:作品介绍里提到的“大数据联系起来的对话录”,这指的是什么?


林惠义:其实我们是两个个人,在一个人类的文明里面,我们的角度、我们的角色是非常渺小的,我们现在关注的一些东西,对我们来说很重要,但也是反映了在当下一些看法和环境对我们的影响。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,其实能够看到,不是说21世纪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峰点,每一代人都会觉得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和时代,他们当时留下来的很多智慧也是我们后人能够慢慢挖掘的。我们现在留下来的时间胶囊,也是希望我们的后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现在。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时间拉得更长,把现在的一些概念,现在关注的一些事情,再用其他文化,用全球文明的角度再去观看。所以我把录制的东西都转成文字,因为文本是保留文明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如何组成一个思考的架构,能够保存下来他说了这句话,就反映了他这个人是怎么想的。有了这条新闻、这个稿子,就反映了那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文本能够流传,也是能够传下去的工具和载体。我们把所说的话录下来之后变成文本,比如爱情这样的词,不同时代的人,不同文明、文化、地方的人,对爱情又有什么概念?会怎样使用这样一个概念,在他们的生活里,在他们的新闻里,在他们的世界观里?所以我们想要再拆出来这些想法,做成更基本的元素,或者是发生在这个瞬间和这个时代,但是在比较大文明进展和进化的过程中,这些如何能够连接下去,去看待我们人类的总体。


赵与林一家在作品《等值-易拉罐》现场


AB:赵峰平时和儿子、女儿说话的时候会说一些什么?会说一些很严肃的议题吗?


赵峰:会,可是我会站在他们的年龄和他们当时所了解的世界观,让他们了解更深层的事。我每年都会单独带着一个小孩跟我出去旅行,疫情之前会带他们出国,现在疫情了我们会带他们去中国的城市。每次我会单独带他们7-9天,会轮流带。因为有两个孩子,所以会先带一个,然后再接另外一个带出去。这就变成了7-9天可以吃冰淇淋、可以看动物园,可以住不同的地方,可以看不同的事,同时也变成了7-9天的交流,就是一个对话,那时可以用一种持续性的方式跟他们交谈。因为我带他们单独旅游的时候,就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我们平时生活规律约束的时间,比如平日里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就要睡觉,第二天还要上课。现在变成了我们这七天晚上讲不完的东西,早上还可以继续谈,所有的精神都是集中在这一块。


我第一次带他们出去时是两岁,现在女儿9岁了。几乎什么事情都谈过。


AB:举个例子,谈过的议题。


赵峰:最近我和我女儿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,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去攻打其他国家,背后的因素是什么,它造成了什么后果,对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影响和痕迹。同时我也会跟他们说难民状况的起源,是怎样发生的,现在的状况如何。从我女儿成为一个小孩和一个难民小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。还有贫富差距,我也跟她很坦白,我们本身是处在哪一种状况,因为我们在这种状况,我们的自由是什么,我们的选择是什么,我们的现实是什么。我们周围的朋友谁可能比我们生活朴素,谁比我们生活富贵、豪华。甚至我们最近看了一个电影,跟我女儿谈了同性恋的关系,社会以前对待同性恋的态度,以及在不同的国家,在有些国家是非法的,有些国家是允许的,甚至同性恋夫妇怎样生孩子。


赵与林一家人


很多时候这些话题都是从我先跟他们谈,他们自己会觉得有趣,还会问问题,所以我们谈的时候不是一个演讲,不是要你坐在那边听我说,这样她会睡觉的。我还是用我女儿年龄能接受的一些事去和她推进这件事,我会用一个很坦白、很成人的语言去说,比如我不会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人死,我会说死了很多人。我儿子比女儿小两岁,平时我跟我女儿谈的时候,他也会听,他自己没有进入对话当中,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小。可是后来再去问他的时候,他都知道。


AB:你儿子会有参与的欲望吗?


林惠义:会有,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单元去谈这些事情的时候,有时候儿子也会突然间蹦出来一句,我们还挺惊讶的,他也对这件事有一些看法,但是我们以为他不感兴趣。两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,所以会根据他们两个发展的程度去跟他们沟通。


AB:作品现在记录了你们41年的情况,之后会持续下去吗?


林惠义:它是一个至少40年的作品,基本上我们计划每10年记录一次,这样我们41、51、61、71岁时就一直都有,因为根据我们两人预期的寿命,可能活到70多、80多岁,当然这个作品是走向一个节点的路程,如果其中一个人过世了,这个项目就完成了,已经把我们在这一生中的想法录制下来,所以它同时是一个生存的见证,同时也是一个生命线的记录。


赵与林《对话》录制现场


AB:NFT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,是在实验艺术系吗?


林惠义:我们这几年都在关注NFT,也有朋友在做,它其实跟电子货币、虚拟货币、加密货币是一个体系的延伸,我们一直在关注比较大的体系,对NFT的关注,其实是在整个生态系统如何进行改变,为什么会有生态系统的存在,为什么会延续下去,它的未来是什么,未来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。一开始,看似是两个不的世界,两个不同的系统。其实这两个世界的人是一样的,它的参与者是重合的。在某一个世界的参与者,他带着不同的期待,在所谓新的世界里面,想要再创造不同的价值、关系和交互。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世界做这些事情。我们就有这样一些问题,比较有好奇心去了解新的生态会如何演变下去。


赵与林的NFT作品《等值—去中心化的价值体系 》


AB:你了解之后,有没有进到那个体系去,有一个深度参与的过程?


林惠义:有,但是我们不是币圈的人,作品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,驱动点不是去卖物品,但是话题和想要探讨的东西要是艺术的角度,也要用技术的语言参与生态环境,它才有自己意义的创作。


赵与林的NFT作品《等值—去中心化的价值体系 


AB:目前NFT艺术泥沙俱下,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?


赵峰:我觉得我们确实不是科技专家,在创作的时候,和科技最先锋的这些技术是有代沟的。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很久,它确实是一个很强的趋势,世界走下去的时候,当元宇宙跟我们现实生活越来越近,如果我可以在元宇宙里感觉我自己在真正地生活,它确实可以取代我真实的一部分;今天我们的网络确实已经达到了网上视频通话,但十年前只能在电话里能听到你的声音。可以看到科技的变化很迅速,它不单是一个科技的发展,而已经成为一个人与人交往的方式。


通常这个过程中,站在前锋的人冒险是最多的,可是他们学习也是最多的。我们觉得这是下一个点,我们的生命已经活到了一个程度,都有孩子了,可是对孩子来讲,元宇宙会成为他们以后的交流平台。


为什么NFT有一点像泡沫的感觉,我觉得也是因为艺术很少站在社会建造性开始的前锋,艺术可能是跟随在进展的中间,或是到最后艺术才介入进来。比如看到欧洲的起源,很多时候得先让你的人有房子住,才可以建教堂,建好教堂才可以把艺术放在教堂里面。可是艺术会成为一个社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,只是它未必会在前锋。所以我觉得NFT起得很快,起得非常精彩,可是到了一个点,他们就会想艺术在这个平台里面的意义是什么。它带给我们的教育,带给我们的启发到底只是一个人的满足感,或是一个社会的影响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很有趣,因为所有的东西还是在起步之下,所以这方面的东西确实不稳定。


赵与林的NFT作品《等值—去中心化的价值体系 

林惠义:下个月我们也会发一个新的NFT系列,它其实是在去中心化的价值体系之下的第二系列,第一个系列就是馒头第二个系列会有另外一个物品。






艺术商业编辑部


采访、文:刘向林

图片:赵与林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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